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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3月18日凌晨，上海古拔路55号的一栋公寓里，一个35岁的年轻人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遗嘱里写的全是工程进度和图纸保管。

　　这是一个讲究出身的年代。他父亲吕增祥做过天津知州，替李鸿章和袁世凯办事，和翻译家严复是至交。两家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亲近——吕增祥的二女儿嫁给了严复的长子严伯玉，亲上加亲，往来不断。

　　按正常剧本，吕彦直该是个官二代，锦衣玉食，不愁前途。

　　家里的靠山没了。次年，他跟着二姐和二姐夫严伯玉去了法国巴黎。严伯玉奉朝廷之命出使巴黎，当清廷驻法参赞，听起来风光，实际上囊中羞涩——严伯玉是个有气节的传统士大夫，从不利用职务捞油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冬天的巴黎，冷得刺骨。别人缩在屋里烤火，他在外面给洋人擦车，一分一分地攒学费。那双冻红的小手，日后要画出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建筑的图纸。

　　在巴黎，他读了两年多书，接触到西方教育，看到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明。1905年，他随姐姐一家回国，辗转到北京，进入五城学堂完成中学学业。严复一直关照着这个孩子——一是念在两家的交情，二是吕彦直确实聪明，酷爱画画，描摹人像，连严复都觉得这孩子将来不得了。

　　清华学堂那一年初设，全国468人参加入学复试，吕彦直因成绩出色，被直接编入高等科——相当于美国大学课程。别人读4年，他只用了2年就读完，1913年提前毕业，考取庚款公费留学名额，进入康奈尔大学。

　　在康奈尔，他先读电气，后改学建筑。1918年12月，获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纽约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的事务所工作。

　　墨菲这个人，在中国建筑史上有重要位置。他在中国推行一种叫适应性建筑的理念——用西方建筑技术，做出中国样式的建筑。他接受了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委托，吕彦直作为助手参与其中，主要负责绘图，包括展示图和工作详图。

　　后来，他在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里用到了一个方法：在正式施工前，先制作整体缩小模型和构件足尺模型，两相对照，反复修改。这个方法，正是他在墨菲手下学来的。

　　1921年，吕彦直决定回国。他取道欧洲，特意绕去了巴黎，去了卢浮宫，站在塞纳河边看了很久。他心里想的是：要在中国建一座这样的东西，让全世界的人来看。

　　那个人叫黄檀甫，广东台山人，出身贫苦，幼年在英国利物浦做华工，后被英国人收养才得以受教育。两个中国年轻人在卢浮宫里碰上，一聊就停不下来——从巴黎和会聊到五四运动，聊中国的积弱，聊洋人在国内的横行，聊怎么干出一番事业来。

　　他先进入墨菲事务所上海分所，继续参与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但他在辞职信里写得很清楚：上海分部的氛围令他不舒服，他想扩展自己的能力，和中国境内的买办建筑作斗争。

　　1922年3月，他辞职了，转到东南建筑公司，和黄檀甫同事，参与了上海银行公会大楼的设计。不久，两人合伙开了线;——吕彦直主内做设计，黄檀甫跑外拉业务。

　　放在今天，这叫初创公司；放在那个年代，这叫不自量力。当时上海的大型建筑设计，几乎全被外国事务所把持。中国人开的建筑公司，接的大多是修修补补的零碎活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举国震动。不久，总理丧事筹备委员会宣布：将在南京紫金山为孙中山建造陵墓，面向海内外公开征求设计图案，要求图案须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

　　这是中国第一次面向全世界公开征求重大建筑设计方案。对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消息一出，海内外建筑师纷纷报名。

　　大多数参赛者拿到的，是筹备处发的12幅墓地地形照片和两幅紫金山地形标高图，就凭这些开始设计。吕彦直不这么干。

　　他不顾当时战火蔓延、沪宁铁路险阻，一次次从上海赶到南京，亲自爬上紫金山中茅山南坡，实地踏勘地形地貌。他要亲眼看见那片山，感受它的走向，感受它的气势。

　　回到上海，他关起门来画图。每画完一稿，就用桐油灰捏一个模型，对着模型再改图，改完再捏模型，如此往复，不分昼夜。整整三个多月，他绘制完成10张陵墓设计图，并撰写了1000多字的设计说明。

　　9月20日，评选结果揭晓。四位评委——画家王一亭、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雕刻家李金发、德国建筑师朴士，其中三人一致评选吕彦直方案为首奖。

　　第二天，9月21日，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同时刊出：孙中山先生陵墓图案征选结果，首奖属于吕彦直。

　　消息炸开了锅。陵墓设计图案在上海公开展出5天，每天参观人数超过1000人，中西各报纷纷报道。那个年代，以西方建筑师为主导的上海建筑界，被一个31岁的中国年轻人彻底震动了。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击败洋人，夺得国家级最重要建筑工程的设计权。

　　评委会的评语是：方案完全融汇中国古代与西方建筑精神，特创新格，别具匠心，庄严俭朴……墓地全局，适成一警钟形，寓意深远。王一亭说得更直接：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9月22日，吕彦直在上海仁记路25号注册成立彦记建筑事务所。11月3日，他以彦记建筑事务所名义与葬事筹备委员会正式签约，出任中山陵建筑师，全权负责设计、绘制施工详图、工程监理等一切事务。

　　签约之后，吕彦直又立刻关起门来赶制全部工程详图。整整两个月闭门谢客，他一个人身兼数职——设计师、绘图员、会计员、工程师，什么都得干。连续的高强度工作开始侵蚀他的身体，但他根本没在意。

　　《广州民国日报》刊出公告：悬赏征求广州中山纪念堂及纪念碑设计方案。这是另一项举足轻重的工程——纪念堂要建在越秀山南麓，容纳5000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公共会堂建筑。

　　结果，他的方案在28份中外应征方案中再次夺魁。评委会评价：吕君图案，纯中国建筑式，能保存中国的美术最为特色。

　　至此，吕彦直以一个两人小事务所的名义，同时承揽了中国同期最重要的两项国家级纪念建筑的设计与监理工程。这在中国建筑史上，空前绝后。

　　纪念堂的设计，匠心极深。他运用大跨度钢桁架、悬臂式钢桁架、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等当时最先进的西方结构技术，用中国古典建筑的语言重新翻译了一遍——西式的穹隆顶换成八角攒尖顶，西式山花柱廊换成重檐门廊歇山抱厦，配上梁枋、斗栱、彩画、雀替，整个建筑底层堂座、廊座加上层U形楼座，容下4600多席位，大厅体积达5万立方米。

　　中国从未有过这么大的公共建筑，能装下这么多人，同时又长得这么中国。

　　1926年1月，吕彦直和葬事筹备委员叶楚伦等人一同赶赴南京，在紫金山中茅山南坡召开现场会议，当场确定墓室和祭堂的位置与方向。

　　从意大利、香港、青岛、苏州等地运来的约3000吨石料，只能先运到沪宁铁路下关车站，再转宁省铁路到督署车站，再用自备汽车运出城外。城外道路崎岖，几经周折运到山下，然后在山坡铺上木枋铁轨，用人力加绞关一点一点拽上山去。从意大利进口的850吨大理石和比利时的竹节钢，经香港转运上海，海关要征收巨额关税；沪宁铁路局和宁省铁路局又以不办联运为由勒索钱财；当地土豪劣绅以占用农田为借口敲诈阻挠；军阀孙传芳盘踞南京，散兵游勇时常袭扰工地，工人被拉夫，财物被抢掠。

　　1926年7月19日，葬事筹备处致函吕彦直：工期已过一半，主要材料尚未到位，基础工程尚未完成，如不按期完工，须承担违约责任。

　　吕彦直的处境，用后来研究者的线;沪宁异地奔波，官商两界周旋；耗尽心血排除阻碍，牺牲健康履行承诺。

　　他对工程质量的要求，近乎苛刻。所有建筑材料，必须送南洋大学试验，超过当时美国标准才能签字准用，否则一律返工。姚新记营造厂曾发出抱怨：这位建筑师要成就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弄得工程在宁、取决于沪——工地在南京，一切技术决策却要等上海病床上的吕彦直点头。

　　这是他第一次被迫放下工地。技术问题仍须亲自裁决，每一份分部工程的图纸大样和模型，都要送到上海，由他躺在床上审查、修改。

　　但他根本没有好好休养。广州那边，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工作同时在推进，他一边病着，一边继续画图。

　　1927年9月，他再次病倒，这一次比上一次重得多。两项国家级工程同时在建，黄檀甫开始全面代替他出席公开场合——代他参加奠基典礼，代他与政府官员交涉，代他在媒体前发言。

　　吕彦直性格沉静，不善交际。黄檀甫活络外向，善于周旋。两人一内一外，这个搭档关系，维系着整个工程不至于因为他的病倒而崩塌。

　　1927年11月，广州中山纪念堂招标，承建费用最终由上海陶馥记营造厂以造价928085两银中标。1928年4月，纪念堂全部设计图纸绘制完成，4月23日正式动工兴建。

　　未婚妻叫严，是严复的二女儿。两家亲上加亲，早已正式定亲。吕彦直在信里告诉她：自己已无多少时日，请她另作打算，不必再等。

　　他要求黄檀甫务必按原计划完成中山陵余下工程，同时推进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的建设，并且特别嘱咐：一定要保管好所有设计图纸和图书资料，留给后人用。

　　1928年10月，英文媒体《密勒氏评论报》披露：吕彦直已因病住进上海疗养院接受治疗。

　　1929年1月15日，广州中山纪念堂正式举行奠基典礼。吕彦直躺在上海的病床上，委派黄檀甫代表他出席。

　　1929年春节前，他回到古拔路55号的寓所静养。他清楚地知道，时间不多了。他写下遗嘱，把一切能交代的都交代清楚，措辞平静，没有悲叹，没有抱怨。

　　3月21日，《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华北日报》，五家报纸同日刊出吕彦直病逝的消息。

　　她没有另嫁。她做了一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决定——在北京西郊出家，剃发为尼，法名秋妙，从此长伴青灯古佛，一生未婚。

　　1929年6月3日，教育部与内政部联合向国民政府呈请：对吕彦直明令褒奖。

　　6月11日，经国民政府第三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通过，正式颁发褒扬令，全文如下：

　　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勚，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这道褒扬令，在中国历史上有极特殊的意义。以政府名义，向全国发布命令，专门褒奖一位建筑师，这在中国是头一次，也是整个国民政府时期唯一的一次。

　　褒扬令颁发之后，各大报刊相继刊发吕彦直的略传和遗作。《中国工程学会会刊》、《科学》杂志、《时事新报》、《中国建筑》先后发文，《良友》画报和《山东民国日报》陆续登载他的遗作以示纪念。一个生前默默无闻的建筑师，死后被整个知识界追忆。

　　1930年5月28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在南京中山陵祭堂西侧休息室，为吕彦直立石纪念。

　　这块纪念碑，上半部是吕彦直的半身浮雕像，由雕刻孙中山大理石卧像的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琦亲手制作；下半部是于右任亲笔书写的碑文：

　　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决议立石纪念。

　　南京中山陵，依山而建。石牌坊、陵门、碑亭、广场、华表、祭堂、陵寝，全部串联在同一条中轴线上，庄严肃穆，气度非凡。那392级台阶，代表三亿九千二百万同胞。整体俯瞰，是一口巨大的警钟。吕彦直用钢筋混凝土的西方技术，构建了一个纯粹的中国样式。

　　广州中山纪念堂，八角攒尖，蓝色琉璃瓦，内部大厅跨度巨大，容纳5000人集会，却没有回声，音质清晰。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技术成就。即使今天，它依然是广州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

　　1931年10月10日，广州中山纪念堂基本建成。这一天，距吕彦直去世，已过去两年半。

　　他的建筑师朋友黄檀甫，用余生的最大力气，做了一件事——把中山陵和中山纪念堂全部的施工图纸、现场照片、测量仪器，完整保存下来。这件事，险些没有成功。1949年后，黄檀甫被以隐匿敌产的莫须有罪名关进提篮桥监狱，线年倒闭，中山纪念堂的图纸差点遗失。

　　198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黄檀甫的后人遵照黄氏遗孀的遗命，将全部施工照片、吕彦直手稿、测量仪器、计算尺，以及吕彦直亲手雕刻的铜版锌版，无偿捐献给南京博物院，永久收藏。

　　整整四十年，他的成就几乎无人知晓。他的两座建筑，矗立在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每天迎来送往，但那个设计它们的人，在历史里是空白。

　　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建筑史研究逐渐深入，吕彦直的名字才慢慢被人重新提起。

　　他设计中山陵的时候，才31岁，用的是两个人的小事务所。他设计广州中山纪念堂的时候，已经在生病。他完成全部图纸的时候，距离他死亡，只剩一年多。

　　梁思成说：中山陵虽西式成分较重，然实为近代国人设计以古代式样应用于新建筑之嚆矢，适足于象征我民族复兴之始也。

　　这句话翻译成白话：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用自己的方式，把现代建筑技术和中国建筑美学融为一体，开了近代建筑史的先河。

　　今天，吕彦直与刘敦桢、童寯、梁思成、杨廷宝并列，合称中国建筑五宗师。

　　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被认可。2003年，中山纪念堂建筑设计图纸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每一次大型修缮，仍以吕彦直当年的图纸为依据。图纸绘制于1920年代，用的是手工，但精确度和细节，足够支撑一百年后的施工参考。

　　2024年，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在清华大学举办致敬大师——吕彦直诞辰130周年纪念特展。展览分三个部分，展出102张图片，系统呈现他的生平、作品和建筑思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广州市中山纪念堂管理中心联合参与，这是吕彦直毕业的母校，也是他建筑遗产的守护者。

　　一个8岁的孩子，在巴黎歌剧院门口擦车，冬天，手冻红了，但没哭。他在那里感受到了什么叫差距，也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念头——我要回来，我要建出中国自己的东西。

　　一个31岁的年轻人，用三个月，一遍一遍捏桐油灰模型，画图、改图、再捏模型，在简陋的条件下做出了传世之作。他亲自去工地勘察，亲自上山量地形，不肯光靠照片设计——因为他知道，偷懒一步，差的可能是整座山的气势。

　　一个已经确诊肝癌的建筑师，在医院的病床上，继续绘制南京首都规划图和国民政府建筑鸟瞰图。这是他生命里最后的几件作品。他知道自己活不到这些建筑建成的那一天，但他还是画完了。

　　他死后，未婚妻没有嫁给别人，而是出家，法名秋妙，守着一个无法完成的约定，度过了余生。

　　那个年代，国内大型建筑的设计权，几乎全在洋人手里。这句话说出来，不是宣言，也没有人替他鼓掌，只是一个年轻人默默定下的标准。然后他用一生，把这个标准兑现了。

　　中山陵的392级台阶，每天有无数人踩着。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大厅，每天有无数人在里面开会、演出、集会。

　　他们大多不知道这两座建筑出自同一个人之手，不知道那个人35岁就死了，不知道他在设计这两座建筑的时候，一直在生病，一直在奔波，一直在以命相搏。开云集团